2016年2月26号，通州区潞城镇古城村。为了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，考古人员在这里打下了第一个探孔，这也是新世纪以来北京市最大规模的一次考古发掘。4个多月的地毯式勘探后，深埋地下的一段城墙夯土被发现。
城墙找到了，接下来的问题是，这座城是什么时期的？又是谁建的呢？
路县故城遗址考古现场
(资料图片)
根据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水经注》等史料记载，早在西汉初年，汉高祖刘邦就在这里设置了路县，隶属渔阳郡。东汉时期改道路的“路”为三点水的“潞”，也就是现在潞城镇的潞。那么，考古人员发现的这座城是不是就是史料中记载的路县呢？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孙勐说：
路县故城遗址东南处的一个探方（记者拍摄）
孙勐：一个是勘探的时候带上来土，一层一层的，也有包含物， 后来又在城内进行了重点施掘，当时发掘的最早的遗迹可能就是西汉时期的。我们有一个同事，在城南800米，发掘了一座唐代的艾演墓，墓葬虽然被破坏了，但是它出了一个墓志，记的是比较明确叫“古潞城南一里平原”，这个古潞城就是指的这个城。墓葬位置明确，在这个城南边，就是我们找到的这个城，所以这个算一个佐证吧。后来我们又陆续进行了发掘，这个城的东边发掘了北朝的墓葬，它会出那种墓志砖，一个砖上面刻着墓主人的姓名，时代，还有位置，“渔阳郡路县”就记得很清楚了。
路县故城遗址的发现，将通州的建城史至少提前到了2200年前的西汉初期，它也是目前所知的通州地区最早且唯一的秦汉时期的城池，对于研究汉代县城的建制具有重要意义：
孙勐：因为以往我们考古也好，文献也好，历来关注的可能都是比较大一级的，特别是比如说都城，还有郡一级的城市，因为它规模大嘛。对于县一级的城市，文献记载历来就很少，考古工作也相对来讲薄弱一些。原址保护下来，然后做考古工作确实是会很好地通过考古，对汉代县一级城市的考古学文化，还有历史内涵，有一个更好的、更切实的一个了解。
记者张雅佼采访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孙勐
经过考古确定，路县故城的边长为550米到600米，是一个近似于正方形的城池，城内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，相当于142个足球场。从规模来看，是当时中原和北方地区一座典型的中等规模县城。著名考古学家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列举了一组数据：
记者张雅佼采访著名考古学家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
刘庆柱：汉代县城规格大小，就跟现在分级别一样，就是“州、府、道、县”，不同级别的城市，根据需要。路县这设的城呢，是比较大的。你看它周长2000多（米），如果在同一个时代的青海，边长400米，这一个县，400米，（周长）四四一千六，你看它多大，那这个城的级别和中原差不多。
考古专家们没有料到，地下的发现是一座如此早期且大型的古代城池，而这座城池的选址与现在城市副中心的选址不谋而合，可见很早人们就意识到，这片宜居之地非常适合规划大型城市。孙勐认为，这与路县的地理位置息息相关：
孙勐：交通，在汉代来讲，它就是一个交通非常便利的“咽喉之地”，北边是渔阳郡，就是怀柔，是渔阳郡郡治的所在，它的西边是汉代的蓟城，蓟城也是北京一个最早的城市。路县距离两个城，正好和它们俩形成一个三角形状，所以交通确实是非常的方便。交通便利，可能在军事上，在经济上，在商品贸易上，在人员的往来上都会很便利。
路县处于中原农耕民族和草原游牧民族之间的区域，这里多民族杂居，也由此形成了多民族文化交流和文化面貌上的一体性，凸显了中华民族从多元到一体的文化认同。
刘庆柱：其实北京是作为中华民族多民族共同体意识里形成的最早地区之一，因为北京3000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北方地区的一个重镇，就人员来往互相多一些。古代的东胡、鲜卑、匈奴，这些后来当然成为一家人了，大部分都融合起来了。路县故城应该说是民族融合的初期。
史书记载，东汉光武帝刘秀当政时，渔阳郡太守彭宠起兵造反，激战中彭宠被家奴暗杀，平叛大军攻入城内，放火屠城，路县县城就此毁于一炬。后来，渔阳郡治迁走，路县辉煌不再，到了明清时期，路县城墙只剩断壁残垣，直至深埋地下。
就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旁边，路县故城遗址已经进行了原址保护，继续考古研究的发掘。一座公园和一个博物馆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。厚重的米黄色城墙、土路上的车辙印、“玉璋”形状的博物馆，千年古城的荣光和今日新城的蓬勃交相辉映，千年的文明也将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得以延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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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北京广播电视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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